(香港智經研究中心)
疫情下，一些獨居者顯得孤立無援，生活、健康和社交狀況，均令人擔憂。雖說疫情總會結束，但香港獨居人口日漸增長，加上移民潮或製造大批缺乏支援的獨居長者。社會應思考如何及早介入，以免埋下計時炸彈。
香港的獨居人口，多年前已步入顯著增長期，根據政府一六年中期人口統計的結果，在一六年全港有四十五點七萬名十五歲及以上的獨居人士，比○六年的三十六點七萬大增兩成四，佔整體家庭住戶的比例，也由百分之十六點五，增至百分之十八點三。
按年齡劃分，長者和中年人獨居的現象尤為明顯，當中以長者最為普遍，一人長者住戶由○六年的近九點九萬戶，增百分之五十四點三至一六年的十五點二萬戶，即全港有約一成三的長者獨居。至於中年女性和男性獨居的比例，分別由○六年的百分之五點四和六點二，增加至一六年的百分之七點五和八點五。
獨居者生活並非必然優渥，他們需要獨力承擔 生活開支，當中有人屬收入微薄的基層獨居者，容易陷入經濟拮据的處境，只能選擇 房、板間房等租金相對便宜，但環境惡劣及狹窄的不適切居所，住屋的基本生活需要不受保障。
根據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在一五、一八和二一年的調查，租金開支佔去單人住戶入息中位數約三至四成，計及其他日常生活開支，這些獨居者的財政負擔甚為沉重。
獨居者的身心健康和社交狀況亦值得關注。
一個人住的最大風險之一，莫過於發生意外後無人知悉。衛生署調查揭示，獨居會增加損傷風險，獨居者曾經歷家居損傷事件的比例（百分之三點一），是非獨居人士（百分之一點一）的近三倍。
至於精神健康，有研究英國官方一九九三、二○○○和二○○七年的全國精神病發病率調查數據的學者發現，獨居者不論年齡和性別，患上常見精神障礙如抑鬱症、焦慮症等的比率均高於非獨居者，前者患病機率顯著高出一點三九至二點四三倍。學者解釋，此現象或跟孤獨感有關。
新冠疫情揭開了香港社會潛藏的獨居危機。首先在經濟上，受到疫情打擊，基層獨居者的財政壓力更見嚴峻。不少獨居者因疫情開工不足而收入大減或失業，更嚴重者根本毫無積蓄，難以應付突如其來的經濟困難。
另外，市民減少了社交活動以遠離病毒，部分獨居者長留家中，會容易感到孤獨和無助，甚至有抑鬱的感覺。
香港未來也要提防移民潮所引發的新一波獨居長者危機。港大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近日公布 香港二○年自殺數據，特別關注六十歲或以上女性群組自殺率按年升兩成九，即由每十萬人的十一點九人升至十五點三人，其特徵包括寡婦、獨居及有非同住子女。中心總監葉兆輝早前撰文指出，長者受到近期成年子女和孫兒舉家移民的影響，或感到被拋棄和孤寂，增加自殺風險。隨著移民潮持續，他憂慮情況將更嚴峻，促請政府正視。
雖說政府公共政策亦支援有需要的一人家庭，一批中年基層獨居者卻會因為孤身一人，而無法盡早得到某些支援。這種現象，於公屋政策之上尤為明顯。政府於○五年就公屋輪候實施配額及計分制，將非長者一人公屋申請人，排除在「平均三年獲首次編配單位」的目標之外。
唯非長者獨身人士對公屋需求殷切。截至今年六月底，有十點一萬宗非長者一人公屋申請，而每年可編配予這類申請者的單位數目最多只有二千二百個，導致他們動輒輪候十多年均未能上樓。
為了紓緩基層家庭長時間輪候公屋期間的生活困難，政府今年六月底推出「現金津貼試行計劃」，為公屋申請者提供財政支援，但該計劃同樣將非長者的一人申請者拒諸門外。由此可見，獨居人士「無人無物」的狀態，有時候反令他們排在社會福利的隊末，難以得到物質支援。
至於身心健康的支援，雖然坊間有各類為獨居長者而設的服務，亦有機構為廣大市民提供二十四小時精神健康諮詢熱線。
唯社會需注意，獨居人士或長者，遇上困難時會否不懂如何求助，又或者到情況最壞時才尋求支援。
中高齡獨居人口日漸增長，這群組對社會支援的需求，將會愈來愈大，唯愈遲發現問題，需付出的社會成本也愈高，最理想應及早介入。疫情對獨居者造成的問題，正好警醒社會，探討社會福利政策如何在人口結構有所轉變的情況下，更多地照顧獨居群組的需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