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梁子穎? 香港)
自從推出修訂逃犯條例後,香港出現了回歸後最困難的施政危機,究竟是法例上出現問題,還是法例涉及中國而出現中港更深層次的矛盾,這一刻還沒有一個全面的定案。可以說的是問題是多方面,也是複雜的,而且更是深層次的。
學生在這次事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,為何全港的學生,由大學、中學甚至是小學生,都參與了這次反修例的抗爭中呢?不禁讓我們想想,香港的教育出現了甚麼問題?
香港自回歸後,大學的數量不斷增加,在這七百萬人的社會中,香港已經有二十二所專上學院院可以頒受學位,即是大部分進入職場的人都有大學學歷,但職場中卻沒有足夠的職位空缺提供,就算獲得職位的薪金都與沒有學位學歷的相若,這種雙重落差的現象造成了今天香港年輕人對政府不滿的重要原因。
以前進入大學變成了社會上的精英,如今卻比平民更平民,政府在制定大學數量的政策實是敗筆,相對於新加坡在控制大學數量的安排上,仍然限制大學的數量,某程度上是嚴格控制和滿足社會的多元性和不同行業的學歷要求。
香港的問題亦與政府由「教育及人力資源局」全面轉為「教育局」有直接的關係,政府已經沒有在政策上滿足社會實際的人力資源需要,放任由市場主導禍及這世代的年輕人。
教育就是要將社會需要的知識和技能在他們求學時期全面灌輸,讓他們擁有足夠的能力去面對社會的挑戰。在全面探究全球的教育變革中,都是集中在訓練學生的語言能力、數學能力及科學能力。
前兩種香港都一直有處理,但科學教育則沒有全面和整體的設計和安排,在香港小學則以常識科為主要科目,而到中學階段則集中在通識科目中,甚至考進大學都以通識科為核心科目及設有最低要求標準,難怪香港根本沒有從事科技和科學的人才。
香港人最精於遊戲規則,只要規則不變,考試為導向的問題仍是癥結,通識科是否幫助香港學生在各方面領域都有知識,而違背了全球化下還有發展專才的需要呢?
教育過程是客觀的,知識也是客觀的,但當教師在教學中沒有避免主觀性意見,在課程內容中亦沒有強調客觀性時,那教育就會演變成主觀主導客觀,不但影響學生未來的學習態度,更影響他們在社會上的批判能力。
作為教育領導的官員和專家,他們需要想想過去二十年的教育改革,香港培育出來的學生是否仍然用理性分析的腦子帶領手腳行動,還是用感覺的手腳去主導行為和決定呢?回顧新加坡的教育目標,很清楚和簡單的就是發展經濟,可以說是以「民」為本的導向去協助下一代及國家。
可惜香港在教育方面的目標,太多的改革卻一直失去清晰的目標,太多的以「民主」為本的諮詢工作,是否能夠幫助全球化下的年輕人謀求出路,協助香港繼續發展,幫助下一代解決他們關心的房屋、就業、生活問題呢?香港的教育會是服務,還是對年輕人的投資呢?